广东高校纷纷以高额奖学金招徕各省状元。近日，中山大学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两所高校同天举行“开放日”活动，提供有关高考招生咨询。“精英班”和“全英班”等教学特色班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家长和考生入校咨询。同时，广州其他高校也纷纷出台高额奖学金和助学金激励办法，吸引优秀学生报考。

　　每年的六七月，是“高考搭台状元唱戏”的时候：嘉奖、访问、回顾、巡讲、甚至花轿红袍出场。十万或者百万，在“重奖”的游戏里只是一个数字的筹码，高校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永远都是慷慨的———慷慨得我们差点就淡忘了它天天对财政、对家长哭穷的那张可怜账单。一个现实是：我国的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比例至今还没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，但我们对高校的投入比例却远超世界平均水平。当“基础教育”勒紧了裤带过日子的时候，高等教育还能玩“重奖秀”，实在有些滑稽。当然，走在产业化前列的高校可以说是社会捐赠的，但问题是人家把蛋糕捐给教育还是捐给状元的呢？我以为，“高考精英”不是不可以奖，但“高校重奖状元”的流弊里显然欲盖弥彰的存在着三重错位。

　　首先是主体的错位。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，政府或者高校的“重奖”大抵都是“慷纳税人贡献的财政之慨”，当教育公平成为社会阶层合理有序向上流动的拐杖的时候，我们任何一厢情愿的人为倾斜都是对平民大众的一场灾难。在市场经济下，如果说高考精英是一种优质社会资源，它的直接受益辐射面多是企事业单位，因此，民间可以重奖、企业可以反哺、个人可以作秀，只有财政不应该最终奢侈地为“重奖”埋单。

　　其次是攀比的错位。重奖之祸已经几成高校的“新攀比风”了，你出十万我就出二十万，你出精英班我就本硕博连读，对“高考精英”的摇篮越造越昂贵、越比越离奇，但是对贫困生的关注却始终是厚此薄彼着，宁可对一个人锦上添花，却不对一个群体雪中送炭。我们不妨看看人家高校是怎么“攀比”的：2005年耶鲁宣布家庭年收入低于45000美元的学生教育费全免；斯坦福大学就在2006年3月宣布了同样的条件；于是几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宣布家庭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其贷款将全部用奖学金替换……

　　其三，是教育评价的导向错位。什么是优质生源？什么是高考精英？什么是将来经济社会的绩优股？一边是素质教育综合评价的呐喊、高考改革的破冰实践、新课改的雷声轰鸣，一边却是事实地仅以“高考”决英雄，基层教育的旗帜到底应该朝什么风向飘扬？教育的阳奉阴违在“重奖”的游戏里妖艳而刺眼。

　　在美国华盛顿国立气象研究所墙上有句话：“当我们做对了，没有人会记得；当我们做错了，没有人会忘记！”是的，我们有一天也不会忘记“重奖”的闹剧———以高校以政府以教育的名义。